每个人都有忌讳的词语，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，根本不用理会，他绝对是在吹牛。有的人怕‘死’这个字，觉得它会为自己召来死亡。有的人怕‘下滑’这个词，害怕它让自己的事业和运气滑下去。零零总总，不一而表。

其实每个人的忌讳都代表着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，无神论者也好，有神论者也罢，这种恐惧都是随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成长慢慢根深蒂固的。

我也有忌讳，不过我绝不会白痴的告诉别人。

我是夜不语，你手里正捧着的这本书的作者，一个倒霉的老是会遇到离奇古怪事件的人。这个故事的开端其实颇有一些老套，那时候我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守护女丢给老男人杨俊飞培养，让她适应加拿大的环境以及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常识。

而自己迫不及待的逃回了德国，继续帮自己的导师研究手上的项目。前几本书曾经提到过，我高中毕业后就到德国基尔大学就读自然科学系，大二时又选择了非常冷门的民俗课。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悲哀，中国的民俗学在不断的衰退消亡，关于民俗的大量数据以及研究反而国外做的比较多。在民俗课的导师办公室里，我就找到了许多国内早已绝迹的中国民俗研究书籍。

再来说说我的民俗学导师吧，这是个秃顶的小老头，做事情有着德国人的刻板和一丝不苟。这小老头五十六岁左右，是个研究狂。我一度认为他患有严重的时间强迫症。因为这个导师对时间有一种病态的控制欲望。他随身会带着一个小本子，上边记载着一天中所有事情的时刻表。他将每天二十四小时划分到秒的计数单位，在前一天就规定了第二天将要做的所有事情。例如什么时候吃饭，吃多少分钟多少秒。上课时间多少秒，睡觉多少秒，和同事在什么时候交流、交流多少秒。等等，都是规划好的，他从来都按照自己的时刻表运转，整个人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。

我当他助手的时候，开始还不太习惯。毕竟精确到秒的时间单位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了，不过为了年底的学分，我好不容易才将脑袋里的生物钟调节到与他同步的位置。这个小老头尤其对我尊重他时间规划的方式很是满意，说我是他这辈子以来最棒的助手。

老天，据我所知，他这一辈子助手加起来不超过十个，干的最长的也不超过半个月。每天一丝不苟的遵循着别人的生物钟，谁又能受得了？

啰嗦了这么久，其实是有用意的。这个故事的起因，正是在导师的身上。今天我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。小老头正忧郁的坐在研究室的桌子上长吁短叹，一点都没有进入工作状态的模样。

我记得他昨天规划的时间表上应该清楚明白的写着，现在的时间段是研究澳大利亚亚艾尔斯文化，可小老头明显心事重重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打破了自己的时刻表，甚至在工作时间发呆。

这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不亚于原子弹爆炸，令我十分的好奇。

“丹尔，你脑袋被什么撞了？”都说德国人的名字大多是来自于圣经，不过导师的名字我就没在圣经里找到过。就算有，也不过是圣经中可有可无，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。导师虽然对时间一丝不苟，但还是带有欧洲人特有的幽默，平时在研究室，我俩都会相互开玩笑。

“我女儿失踪了。”导师叹了口气。

丹尔的女儿叫史达芬·娜汀，名字颇有些古怪。前名后名听起来都像是姓氏，毕竟如果中国人取名叫钱李，赵周什么的，听上去一样的别扭。果然是民俗学教授才会取的名字。小老头的女儿是个中国狂，对中国的民俗非常有兴趣。据说高中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翘家去了中国的某一所大学留学，还找了个中国男朋友。

“报警了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是中国的警方打电话来通知我的。”小老头挠着脑袋：“娜汀租住的房子有一个多月没人住了，房东去收房租，觉得不对劲所以才报警。毕竟房间里证件和生活用品都在，一样都没有带走。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去中国看看？”我摆弄着手里的物件。

“所以我才苦恼。国际民俗学研究会后天就要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，我的课题获得了五个奖项提名，又不能不去。”导师苦恼的说，突然眼前一亮：“不语，你也是中国人，应该对中国非常熟悉吧。”

“在某些方面，算是吧。”我皱了下眉头，心底深处有种不详的预感。

“我总觉得她没事，只是单纯的失踪了而已。”果然，预感应验了。导师毫不犹豫的丢了一份东西给我：“帮我去这个地方把娜汀找回来，今年你的民俗学就是满分。这件事的所有费用，我都从研究经费里给你报销，怎样，你会帮可怜的导师我这个忙吧？”

话说到后边已经变成了重语气，根本是赤裸裸的威胁嘛。这两个家伙果然是父女。女儿为了去中国留学，很干脆的翘家走掉了。她的老爹为了去什么研究会领奖，女儿的死活也不顾。这都是啥一家子啊！